王晓鹰: 关于“创新”、“当代性”和“泛娱乐化”
——在中国话剧艺术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王晓鹰
今天的中国话剧艺术现状迫使我们想很多问题，但我们想问题的思维方式中常有一个弊病就是“趋同性”或者叫“一元化”。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从不同方向进行多元化思考，有可能令我们更加逼近一个事物的本质真实。在当前话剧院团从机制改革走向体制改革、话剧艺术面向市场甚至“市场化”、“产业化”的主流语境中，我有一些可能不太合时宜的思考，但它也许是看问题时必要的不同角度。
一、话剧艺术“创新”与“继承”的辩证
对于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戏剧”大潮的中国戏剧人来说，“创新”这个概念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二十多年后的“新世纪戏剧”，“创新”再次成了关键词。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创新课题肯定要比当年多得多也广泛得多，譬如院团管理机制的创新、优质资源整合的创新、社会合作乃至国际合作模式的创新、以现代理念进行宣传推广和市场开拓的创新、持之以恒的观众教育培养计划等方方面面的创新。然而戏剧的根本问题还是创作问题，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和二十年前“新时期戏剧”曾面对过的问题非常接近：突破妨碍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模式化思维，在表现人的深刻性、复杂性、独特性的艺术创作中争取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由。
今天的话剧创作的确需要突破各种旧的和新的模式思维，这种突破时常体现为对创作者的一种考验，它考验我们到底对人深刻而又复杂的情感、对从人生困境中开掘人的生命意义有多少领悟和思考，同时它还考验我们在有了这种领悟思考之后，能否有意识地寻找独特而又恰当的方式进行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表达。如果每个创作都在这个层面上有了自觉追求和深入开掘，就可以说每个创作都是独辟蹊径的，也就可以说每个作品都有了一种真正的“创新”精神。因此我认为，这样的“创新”实际上是对话剧艺术的传统在根本意义上的“继承”！
话剧艺术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带给人们深刻感动和深刻震撼，然而就像金字塔不是一天之内建成的，话剧艺术的这种感染力和震撼力是积淀在两千五百年一代又一代戏剧艺术家的创作成果中的。中国一百年的话剧历史毫无疑问地应该是这两千五百年深厚传统的延续，我们今天优秀的创新之作也应该积淀在这丰厚的经典宝库中而成为将来的历史和将来的经典。
每每说到“继承”，我们时常会遇到一个老问题，即如何看待古今中外的戏剧经典对于我们今天的创作直接、实际的意义。是将传统经典只看作是一种与我们相隔遥远的、静态的、纸面上的文化遗产，一般性地做学习经典的概念讨论，一般性地谈从中“汲取营养”，还是将那些中外戏剧经典名著看作是能够与现代社会、现代人建立深刻沟通的传统，看作是能够成为我们当代戏剧创作的丰厚底蕴、坚实基础的传统，特别是将那些中外戏剧经典名著看作具有鲜活舞台生命力的、真正对观众有意义的戏剧艺术传统。经典戏剧的优秀传统要想对于我们今天的话剧创作有效地起到促进作用，它就有必要充满生机地活在舞台上，从而让我们在演出实践和观赏实践层面上进行学习继承。让话剧院团的编剧导演演员从中学习，也让话剧观众从中学习。这对话剧创作者意味着开阔创作眼界、领悟创作真谛，而对话剧观众则意味着丰富观剧经验、提高艺术鉴赏力。在这样的演出、观赏、创作、批评的大环境、大氛围里，鲜活的话剧经典对我们的新剧目创作的启迪、促进将会是潜移默化而且是深刻久远的。与此同时，通过演出的数量积累观众的数量，这也是让话剧艺术逐渐走向相对“大众”的唯一行之有效的途经。
二、话剧艺术的生命动力在于“当代性”
话剧是“夕阳艺术”还是“当代艺术”？它毫无疑问是“当代艺术”！
话剧艺术的“当代性”中包括着当代节奏、当代科技、当代视听满足、当代审美情趣等含义，但其中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绵延了两千五百多年的话剧艺术，在延续、记忆着人类精神生活中深刻久远的追问、困顿、挣扎、搏斗的同时，又表达、传递着人类精神生活中最新的震荡和最新的感悟。远得暂且不说，十九、二十世纪世界思想文化的各种最前沿的思潮流派都会立即在戏剧艺术中引起回响，他们无一不是力图从不同方向探究人类精神世界的奥秘、以不同方式表达人类灵魂深处的困惑。从这一点上说，话剧艺术在不同时代里都是非常“当代”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话剧艺术的“当代性”是由它的艺术特点决定的。话剧直接用人自身的语言和身体作为传播工具，它用最接近人本身的交流方式与观众交流，用最接近人本身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向观众传达思想和情感。我们常常误以为话剧艺术的这一特点使其善长于还原人的外部生活，其实话剧更善长还原的是人深刻复杂的精神生活，用卡西尔的话说是还原“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话剧在这方面的能量几乎是没有限度的，它所能表达的人性深刻复杂的程度几乎可以与我们所能认识到的人性深刻复杂程度同步。
话剧艺术是从心灵出发又抵达心灵的。话剧用自己的方式带给人们深刻感动和深刻震撼，这深刻感动和深刻震撼常常启发着人们对生活内涵的深刻认识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感悟。人类不同时代的自我探究的新感悟和新哲思，都会比其它艺术门类更便捷、更充分地反映到话剧舞台上，并用话剧特有的直指人心、直击灵魂的方式传播给更广大的人群。放眼中外，纵观古今，话剧艺术历来都在都市文化建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一席之地，它所可能包涵、可能传达的当代思想、当代哲理、当代社会对人性的反省、对灵魂的拷问、对生命的感悟，使它在不同时代都能站到都市文化建构的制高点上。
话剧艺术是从心灵出发又抵达心灵的。话剧用自己的方式带给人们深刻感动和深刻震撼，这深刻感动和深刻震撼常常启发着人们对生活内涵的深刻认识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感悟，我常说生活中有很多快乐，而话剧艺术有可能带给我们深刻的快乐，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三、 “娱乐性”不等于“泛娱乐化”
话剧艺术的品质中肯定包含有“娱乐性”，但话剧所能给予人民的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娱乐，更不是“泛化”的娱乐。它能够而且应该用更深刻、更丰富的方式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不必过于看重商业性，因为话剧艺术显然比许多其他艺术门类更少地拥有商品属性，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客观事实，这也可以说是话剧艺术的“宿命”。
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包括一些外省大城市的剧场里，体制外的青年戏剧发展得蓬蓬勃勃，这首先说明我们的管理机制中话剧演出的“准入”门槛降低了，许多年轻戏剧人有了投身话剧舞台、圆艺术梦想的机会。比如在北京的话剧舞台上，有国家话剧院、北京人艺这样的主流戏剧，也有依靠明星效应、华丽制作、轰炸推广的商业戏剧，体制外的青年戏剧则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形成了“第三种力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蓬蒿剧场为标志的民营剧场和以青年戏剧节名义出现的富于挑战性的新锐戏剧。正是这三个层次戏剧演出的并存，使我国的戏剧形态至少是北京上海的戏剧形态，开始接近了国外现代都市的戏剧艺术的普遍构成模式。
然而我国青年戏剧的生存形态也有令人忧虑之处，那是关乎“发展”的。话剧作为一门虽然古老却从来不缺鲜活生命力的艺术门类，两千五百多年来生生不息的发展机制，在于“实验、主流、商业”三者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的关系上。主流戏剧积淀了深厚丰富的艺术传统并适应于主流价值观和主流审美品格，它以都市社会主流人群包括青年白领、青年学生这样的潜在主流人群为基本受众。主流戏剧的发展则靠实验戏剧的先锋探索，实验戏剧致力于表现对戏剧艺术、对人性内涵不同寻常的理解和不同寻常的表达，许多实验探索被时间淘汰，而一些确有价值的艺术创新则被时间选择，它们渐渐被更多观众所接受，被更多创作所采用，于是它们便无形之中成为了主流戏剧的一部分，这同时也意味着主流戏剧的发展。主流戏剧中更加成熟、更被普遍接受的部分已实际具有了获取商业利益的可能性，所以商业戏剧是在主流戏剧发展基础上的一种再发展。从这个关系模型中可以看出，戏剧艺术的发展像一支时间之箭，实验戏剧是锋利的箭头，主流戏剧是长而坚实的箭杆，商业戏剧则是宽宽的箭羽。
实验戏剧最应该出现在年轻戏剧人的创作中。可是我们的许多年轻戏剧人和民间剧社却常常致力于在剧场里制造笑声，其中许多笑声又常常是廉价的。这可能有社会大氛围中“文化消费主义”甚至“泛娱乐化”影响的原因，也可能有我国缺乏对实验性艺术创作的扶持政策的原因。因为实验性艺术是艺术发展的必要形态，又因为实验性艺术的小众接受决定的非赢利性，所以欧美许多国家乃至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会动用一定的国家和社会资源支持、鼓励实验性艺术，以保持艺术的发展机制和文化的生态平衡。反观我们的年轻戏剧人，他们因为热爱话剧而进行话剧创作，同时他们又不得不通过话剧演出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于是以娱乐性演出获取经济利益便成了他们合乎逻辑的选择。这本来十分正常，但问题在于如果追求娱乐、搞所谓“小制作商业戏剧”成了趋之若鹜的时尚主流，青年戏剧最具本质特性的“实验精神”就会从根本上被消解。原本应该成为箭头的“实验戏剧”直接与“商业戏剧”这个箭羽相粘连，一支向前飞奔的箭就会变成原地打转的圆环，话剧艺术发展的内部机制将出现影响久远的“危机”。另一方面，话剧艺术的发展与观众的进步直接相关，观众鉴赏水平的提高又与其鉴赏经验的累积直接相关，如果观众只把走进剧场当作简单的“娱乐消费”，话剧艺术发展的外部机制也会出现影响久远的“危机”。这个问题我是从体制外青年戏剧引发出来的，其实我们体制内的话剧院团也同样应该面对。
我们当然需要娱乐，但中国现代都市文化不应建构在“泛娱乐化”的基础上。观众需要多方面的文化营养，需要在艺术熏陶中、特别是在创新性思维的激发中走向精神境界的现代化。我国的话剧艺术能否参预这个现代化的进程，既要借助于政府和社会的扶持机制，也要依靠话剧人或者部分话剧人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
我们的国家在大力倡导创新，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创新首先要有一种在深刻思维层面中跃动的创新意识，这种深刻的思维跃动绝不是仅在实用、功利层面的灵机一动可以同日而语的。我认为话剧应该而且能够在剧场里激发这种思维跃动，它应该而且能够用自己独有的、艺术的方式激发人们有深层推动力的创新意识，而且它肯定可以比别的艺术表演形式做得更直接、更强烈。当话剧艺术在一个伟大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参预了其中“人”的精神生活现代化的进程时，它便在本体意义上实现了自己充满生命力的价值。
王晓鹰
（本文已发表于《人民日报》11月17日 评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