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沁鑫：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曾编导话剧《断腕》、《驿站桃花》、《生死场》、《狂飙》，导演京剧《宰相刘罗锅》，音乐剧场《迷歌》
对话话剧导演田沁鑫 话剧在物质时代的命运
新闻晨报报道:酒店的休息室里，剪了短发、戴着眼镜的田沁鑫坐在沙发上一个人抽着烟，烟圈在嘈杂的空气里盘旋上升然后消失，整个画面让人想到四个字：气定神闲。
田沁鑫在昨天的大型都市情景剧《见人说人话》记者见面会上显得很不显眼，可就是这位不事张扬的青年导演，已经拥有《生死场》、《宰相刘罗锅》、《狂飙》等多部知名戏剧。
她对记者说：她（他）们这代人都有很强的责任感和文化忧思，很多人看得清楚却只是发发牢骚，而她选择表达。因为如果现在不说话、不挣扎，文化就会在她（她）们中断代。晨报实习记者黄斌
游走是一种纯粹
记者：对于年轻的话剧导演，似乎有两个极端：一种坚持自己的个性，尽搞那种观众看不懂的先锋话剧，还有一种完全放弃自己妥协于市场，而一直以来您却游走在这两者中间，试图在商业和艺术间寻找平衡。最近甚至一再强调观众是话剧的生命，《见人说人话》走的也是商业戏剧路线，这是为什么呢？
田沁鑫：我想这种游走恰恰是一种纯粹。我是１９６８年生的，我们这代人身上有着父辈的教育方式，同时又对更新更开阔的领域有强烈的探知欲望，“游走”是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气质。不是孰是孰非，而是坚持自己。正如你以为法国电影很艺术，而美国电影很商业，可你能简单地说斯皮尔伯格是商业或者艺术吗。我觉得重要的是你的精神气质不倒，明白自己的位置。艺术或者商业只是别人给的标签，我尽量在独立创作的每一部戏里表达在这两者间挣扎的意志和气力。
记者：无论是《生死场》还是《狂飙》，都能看到许多拼贴、倒置、戏中戏，这与王家卫有些相像，你是否喜欢他的电影？
田沁鑫：我很喜欢。他的个人化拼贴方式，很符合现代人的思想，是流动的，不直接，就像现在我和你说话，但我的脑子里可能在想郭冬临排练的状态。还有现代人无法言喻的孤独，就像他的镜头里地铁站每天人来人往，可谁也不知道谁在想什么。
记者：现在小剧场话剧很流行，可您却一直追求大制作、大排场，为什么那么热衷“大”呢？
田沁鑫：是一个巧合吧，小的我也做。我只是比较喜欢精神化的、人文关怀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太缺少这些。
喜欢现场的感觉
记者：您学过舞蹈、京剧、电影、美术、广告，最后却选择了话剧，究竟是什么吸引你选择话剧？
田沁鑫：话剧是活人的表演艺术，看得见活生生的人在表演，你的气场和他的气场在一个地方，共同呼吸，相互感受，而电影是用摄影机记录，然后把它放映出来。我喜欢那种现场的感觉。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您是一个喜欢交流的人？
田沁鑫：相反，我不太喜欢直接的交流，因为交流会有误区，我脑子里存储的语言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表达我的感受，误解就这样发生了。我喜欢的交流是间接的或者无声的。你不说话，但在一瞬间就展示了你的风采，这得用心，现代人都不太喜欢用心。
记者：按一般人的理解，女人感性、男人理性，您觉得自己是理性还是感性？性别身份是否对你的创作有影响？
田沁鑫：两者兼有吧。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愚蠢的可能，男性气易拙，女性气易散。人们在看我的戏的时候不太会注意导演的性别，而只是觉得挺大气，性别是隐藏在作品后面的。
记者：不过从体力上来说，要承担繁重的创作、排练，您是否比男导演吃力一些？
田沁鑫：没有。我认识一些男编剧和导演，排完一部大戏总是累得不行。可从《断腕》开始，我都自编自导，身体特别好。大概是因为我比较冷静，而且知道自己有办法做完它，而不是比拼体力。
戏剧没有框框
记者：从赖声川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陈佩斯的《托儿》到您的这部《见人说人话》，舞台喜剧似乎越来越流行，您为什么也会对它发生兴趣？
田沁鑫：戏剧是自由的，没什么条条框框，探索的、严肃的、先锋的都可以存在。只是有一点不能拒绝观众，只要有观众就能存活。喜剧也是一个剧种，其实笑比哭难多了，大概悲伤的东西容易记住。
记者：林兆华导演曾经说过：田沁鑫是现在年轻人当中出类拔萃的导演，因为她的出发点是要创作新的戏剧，中国现在的戏剧导演太缺这样的人。打着继承口号的人，实际上目的不在于艺术，因为继承最保险。您怎么理解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田沁鑫：我说过我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我不冒险也不做秀，我喜欢实在，因为实在的东西才能经得住考验和误解。不论是传统还是新潮，只要是好的我就愿意去做。流行不代表时尚。“现代”是个进行时的概念，题材是过去的，但现场是现在的，精神气质是现在的。戏剧最大的本质是当下发生，认识到这一点，就算排过去的故事也会与现在息息相关。
记者：您去英国留学过一年，有人评价您的风格是西方现代戏剧观念与东方艺术审美的结合。您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田沁鑫：有人说我是中国馅饼加上西洋佐料，而有的人却是披萨加中国包装。我习惯从本土出发，进行适合东方人审美习惯的改造。我认为西方好的观念必须进入，因为话剧本身是舶来品。
框框
记者：您学过舞蹈、京剧、电影、美术、广告，最后却选择了话剧，究竟是什么吸引你选择话剧？
田沁鑫：话剧是活人的表演艺术，看得见活生生的人在表演，你的气场和他的气场在一个地方，共同呼吸，相互感受，而电影是用摄影机记录，然后把它放映出来。我喜欢那种现场的感觉。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您是一个喜欢交流的人？
田沁鑫：相反，我不太喜欢直接的交流，因为交流会有误区，我脑子里存储的语言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表达我的感受，误解就这样发生了。我喜欢的交流是间接的或者无声的。你不说话，但在一瞬间就展示了你的风采，这得用心，现代人都不太喜欢用心。
记者：按一般人的理解，女人感性、男人理性，您觉得自己是理性还是感性？性别身份是否对你的创作有影响？
田沁鑫：两者兼有吧。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愚蠢的可能，男性气易拙，女性气易散。人们在看我的戏的时候不太会注意导演的性别，而只是觉得挺大气，性别是隐藏在作品后面的。
记者：不过从体力上来说，要承担繁重的创作、排练，您是否比男导演吃力一些？
田沁鑫：没有。我认识一些男编剧和导演，排完一部大戏总是累得不行。可从《断腕》开始，我都自编自导，身体特别好。大概是因为我比较冷静，而且知道自己有办法做完它，而不是比拼体力。
喜欢现场的感觉
记者：对于年轻的话剧导演，似乎有两个极端：一种坚持自己的个性，尽搞那种观众看不懂的先锋话剧，还有一种完全放弃自己妥协于市场，而一直以来您却游走在这两者中间，试图在商业和艺术间寻找平衡。最近甚至一再强调观众是话剧的生命，《见人说人话》走的也是商业戏剧路线，这是为什么呢？
田沁鑫：我想这种游走恰恰是一种纯粹。我是１９６８年生的，我们这代人身上有着父辈的教育方式，同时又对更新更开阔的领域有强烈的探知欲望，“游走”是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气质。不是孰是孰非，而是坚持自己。正如你以为法国电影很艺术，而美国电影很商业，可你能简单地说斯皮尔伯格是商业或者艺术吗。我觉得重要的是你的精神气质不倒，明白自己的位置。艺术或者商业只是别人给的标签，我尽量在独立创作的每一部戏里表达在这两者间挣扎的意志和气力。
记者：无论是《生死场》还是《狂飙》，都能看到许多拼贴、倒置、戏中戏，这与王家卫有些相像，你是否喜欢他的电影？
田沁鑫：我很喜欢。他的个人化拼贴方式，很符合现代人的思想，是流动的，不直接，就像现在我和你说话，但我的脑子里可能在想郭冬临排练的状态。还有现代人无法言喻的孤独，就像他的镜头里地铁站每天人来人往，可谁也不知道谁在想什么。
记者：现在小剧场话剧很流行，可您却一直追求大制作、大排场，为什么那么热衷“大”呢？
田沁鑫：是一个巧合吧，小的我也做。我只是比较喜欢精神化的、人文关怀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太缺少这些。
游走是一种纯粹
酒店的休息室里，剪了短发、戴着眼镜的田沁鑫坐在沙发上一个人抽着烟，烟圈在嘈杂的空气里盘旋上升然后消失，整个画面让人想到四个字：气定神闲。
田沁鑫在昨天的大型都市情景剧《见人说人话》记者见面会上显得很不显眼，可就是这位不事张扬的青年导演，已经拥有《生死场》、《宰相刘罗锅》、《狂飙》等多部知名戏剧。
她对记者说：她（他）们这代人都有很强的责任感和文化忧思，很多人看得清楚却只是发发牢骚，而她选择表达。因为如果现在不说话、不挣扎，文化就会在她（她）们中断代。晨报实习记者黄斌
晨报记者对话话剧导演田沁鑫话剧在物质时代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