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易卜生”国家话剧院第二届国际戏剧季“永远的易卜生”座谈会
谭霈生：胡适先生说，易卜生不是戏剧家，是社会家。社会改革是自己的重任，考察西方戏剧，胡适看中问题剧。胡适先生有一个误差，真正的问题剧，小仲马《茶花女》之后的剧本，社会问题剧说教越来越重。易卜生一直否定自己是社会问题剧，中国早期问题剧先河，中国现代戏剧的主流，重社会改革，这批社会局作家注意了社会问题，忘了剧本、艺术，短命的。问题不存在了，这戏就不存在了。30年代，左翼戏剧强化这个传统。西方戏剧很成熟，作家还不会完全改变自己的本性，中国话剧学步阶段，承担社会改革重任，很容易把本体丢失。中国应该反思，强调艺术，既回不到易卜生，也回不到戏剧。胡适误读了易卜生，误读的传统在中国相当深，全国高校必须开设公共艺术课，公共艺术课已经规定了八门选修，拿够两个学分，才能毕业，艺术进入课堂。其中有戏剧鉴赏。教育部规定，鉴赏课教师，必须占学生的百分之二，我非常支持，重视大学生素质教育，提高艺术鉴赏力。中国误读的传统伤害的就是鉴赏力，中国教师讲的是艺术么？鉴赏课很难开的，必须有易卜生，对易卜生作品怎么讲读，国外重视易卜生的晚期作品。易卜生《野鸭》放弃过去创作方法，开辟新的创作风格，艺术学的更高意义。易卜生剧作已经孕育现代戏剧的脉搏，越来越重视非理性因素，动机的深邃化，这一点，我们非常缺乏，大学开课，我们怎么解读易卜生？我们不是真正易卜生的传统，中国误读了不止一个易卜生，还有莎士比亚。后来，把易卜生当社会服务家，社会改革榜样。易卜生弱点，易卜生的思想一部分是艺术，一部分是道德，不是政治的，中国把他改造成政治服务样榜。中国戏剧振兴，应该振作创作，我们到底受什么影响？话剧院“易卜生戏剧季”很有价值，消除误读，走进易卜生，真正提高我们的艺术鉴赏力，提高我们的素质。有个问题，我找不到解释，易卜生说自己写人的个性，关心人的命运。戏剧艺术本来应该以人为目的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在向“以人为本”转移时，那么艰难。我个人看法，提高素质教育，非常重要。
王宁：我在西方参加过易卜生戏剧研讨会，西方，演员要读很多书，听研讨会，中国演员有非知识化、非文化化趋向，重美貌。西方主持人男性，50多，中国是年轻的女性，是知识内涵弱。我们国家利用这次戏剧节，把演员本身的素质提高，演员到处走穴，中国出不了大演员。
罗大军：国家话剧院演员还好，每年要排一个戏。请专家上课。
童道明：剧作家非常多，剧作家要跟着时代前进，非常少。屈指可数，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随时代前进，新时代剧作家能找到前辈剧作家没有找到的东西。林兆华是了不起的，1998年，他排《三姐妹•等待戈多》，我当时很好奇。我对他说，你不得了，西方一直在作契诃夫和贝克特进行比较，老林本能感到其和服和等待戈多能搞到一起去的。我看了《建筑大师》，我翻了一下戏剧百科，讲到《建筑师》时，等等。林兆华排这个戏，是另外一个问题，和领导想的也完全不一样，可能是易卜生很容易让人转进他的戏里。斯坦尼说，他演“人民公敌”，他和剧中人心灵与精神上的融为一体的，剧场观众热烈鼓掌。今年三月，我在影协看电影《天狗》，激动得不得了，我想到了“人民公敌”，我真那么想的。这不是一个坚持的悲剧么？我写文章也这么写。这两篇重要的文章我都看过，肖伯纳的《易卜生主义的精华》和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看了，非常激动。假如《玩偶之家》，娜拉不出走，就只是一个低级的法国的情节剧。肖伯纳超出了对易卜生的评论，重要的道理牵涉到戏剧冲突的问题，是平心静气谈话的时候。我昨天我读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至少有三条我有兴趣，因为我们对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不得不说老实话。我注，巴金不也是这样么？因为我们对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巴金认为文革他脱不了干系，应该说真话。胡适当时讲这话，能感动我。易卜生晚年临时，已经到了世界主义界限。胡适把自己纳入到世界的框架中，易卜生把家庭社会实在情形叫人动心，我们社会原来如此腐败，叫人不得不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易卜生1918年让中国的社会改良者看成同盟者。易卜生鼓舞了走在当时走在中国前列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说明易卜生对中国的意义。那个时候，俄罗斯人把易卜生看成1905年革命的同盟者，文学艺术一定会起到这样的作用。林兆华对娜拉没有兴趣，对建筑大师有兴趣了，我可以从建筑大师我可以看到自己的面影。建筑师先造教堂、民宅，然后空中楼阁，有易卜生自传性质。易卜生前期创作是宏大的，娜拉是民宅，建筑师要的是空中楼阁。我们每一个人恐怕在他的视野中也有一个希尔达，美在召唤你，鼓励你新的创造，这个是不是易卜生本意呢？这个不重要，关键是他在我心里引起这样一种反响。一些青年戏剧评论家愿意把建筑师与林兆华联系起来，建筑师讲话像林兆华，多么让人看了愉快的事情啊！我们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舞台形象中，看到自己。1998年，《三姐妹•等待戈多》演出，汪晖说这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件大事，易卜生，是永远的易卜生，是易卜生、契诃夫早早地把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戏剧主人公搬到舞台上去。我们的导演、观众完全可以把易卜生的作品当成现代的作品，永远的易卜生，这个名字很好。他的的确确与时代前进。
王宁：易卜生比莎士比亚更进一步，预示未来。易卜生的世界主义、不确定的因素、台词的修饰，为现代主义突破，易卜生化把他丰富。东方易卜生，我们过去理论消化西方，应该成为理论出产大国。
廖向红：听了三位专家的话，很受启发。国话做“永远的契诃夫、易卜生”很有价值，借易卜生开两个研讨会，我们班与易卜生很有感情。“我心中的易卜生”，是什么样的呢？最早，易卜生，从辞海里了解。到中戏后，听先生们讲课，到后来我们进入四年级，才真正接触易卜生，我们班排演了《培尔•金特》，第二年的复演，徐晓钟老师导了7个月，我们是受益者。《培尔•金特》内涵，山妖的哲学，人怎么体现自己的价值，里面诗句现在都能说出来。我们学校排过易卜生的《布朗德》，大胡子的易卜生形象，我脑海里易卜生与培尔•金特形象吻合，易卜生是大自然之子，自由，想象的狂放，创作自由灵活，活力联想起培尔•金特那种“大自然之子”。另外，易卜生是世界公民，他自己在国外生活多年，作品具有世界性，早期、晚期作品特别明显，培尔•金特是一个世界性的形象，我们身上有他的东西，他的思想、情感、哲理，是一个世界公民的形象。他具有永恒性剧作家，作品具有现实性，他的创作方法和技巧，到现在我们还在运用，受益，最突出的还是他的象征的色彩、意喻。在这几天，我在想，在80年代，除了《培尔•金特》、《布朗德》，后来就没有排了。我们教学剧目中我们没有再选择易卜生的作品，是偶然，还是怎么回事？……
（乔宗玉根据录音整理）
